不切实际有错吗？有错！但不是你想象那种。
不切实际的成语解释：不符合实际。
如果1982年有人告诉你他要用一台电视和一个话筒与朋友通话，是不是不切实际？去看看1982年上映电影《银翼杀手》里的视频通话，改编自1968年的科幻小说《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？》，在当时看来，无异于异想天开、天马行空。在半个世纪后，当时的不切实际却符合了实际。
“不切实际”应限定时间，概念应补充为：在限定时间内的不符合实际。
孟德斯鸠的《论法的精神》，在18世纪的欧洲也曾是不折不扣的“不切实际的空谈”。彼时的欧洲，君主专制与封建特权根深蒂固，权力高度集中是通行数百年的政治常态，“三权分立”“权力制衡”“法治至上”的构想，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经验可供参考，甚至被不少当权者斥为“动摇统治根基的虚妄之谈”。那个时代的人，很难想象权力可以被拆分约束，更无法预见这种构想会重塑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。
这种“空想落地”的规律，不止存在于技术和政治领域，在高度抽象的数学世界里，更能印证逻辑的关键作用。
数学起源于生产生活，结绳计数、丈量土地这些早期应用还算符合实际，但发展到负数、虚数时，在当时的认知里就已经是“不切实际”的代表。但为什么这些看似脱离现实的思想，最终能指导、帮助人类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，进而符合实际？
是逻辑！由实际经验归纳总结得到的命题，再通过证明、证否验证其逻辑自洽，这正是所谓的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，指导生活。
因此，“不切实际”的定义应再补充完整：在限定时间内的不符合实际或逻辑不通洽。
如果你读到这以为我只是想谈论“不切实际”这个成语的对错，那你确实被标题骗了，我要讨论的是中文语言可能严谨性差，逻辑性差乃至其造成的后果。
1921年维特根斯坦的《逻辑哲学论》中说：“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”。如果我们忽略了中文语言严谨性可能差这一事实，会带来认知的模糊化、思维的浅层化，甚至会扼杀那些超越当下的创新构想，具体体现在这三个层面：
一、认知层面：混淆“相对判断”与“绝对结论”，误判事物的价值
中文日常用语的模糊性，很容易让我们把“有条件的结论”当成“无条件的定论”。
就像“不切实际”这个词，原本没有“时间限定”和“逻辑自洽”的约束时，人们很容易把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混为一谈：一种是逻辑自洽但暂时缺乏现实条件的超前构想（比如1982年的视频通话、18世纪的三权分立、近代的虚数理论）；另一种是逻辑不通、违背客观规律的虚妄空谈（比如永动机、凭空造金的幻想）。
这种语言上的混淆，会直接导致认知偏差：我们可能会用“不切实际”的标签，一刀切地否定所有暂时无法落地的创新，也可能会把毫无逻辑的空想当成“未来可期”的构想。而这背后，正是语言的不严谨，压缩了我们对“可能性”的认知边界——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，当语言无法清晰区分“当下不能”和“永远不能”时，我们的世界里，就少了“未来可以”的想象空间。
二、实践层面：模糊的表达导致决策的偏差，阻碍落地的效率
语言是实践的工具，模糊的语言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判断和行动。
比如在科研领域，如果用“不切实际”来评价一个新理论，却不说明是“当前技术条件不支持”还是“理论逻辑有漏洞”，可能会让科研人员要么盲目坚持无意义的研究，要么轻易放弃有潜力的方向；在政策制定中，如果用模糊的表述定义“可行方案”，可能会让执行者混淆“短期目标”和“长期规划”，导致政策落地走样。
反观我们对“不切实际”的定义补充——加上“限定时间内”和“逻辑不通洽”的约束，本质上就是用语言的严谨性，为实践划定清晰的边界：哪些是需要等待技术突破的，哪些是需要修正逻辑的，哪些是完全没有价值的。这种清晰的划分，正是避免实践走弯路的关键。
三、思想层面：语言的逻辑漏洞，限制思维的深度和广度
中文的灵活性是优势，但在需要精密论证的领域，缺乏明确逻辑约束的表达，会限制我们构建复杂思想体系的能力。
维特根斯坦的“语言界限即世界界限”，在思想领域的体现尤为明显：如果我们的语言无法精准定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，就很难进行严谨的逻辑推理。比如数学中的“虚数”，如果一直停留在“不切实际”的模糊评价里，而不用严谨的逻辑去证明它的自洽性，就不会有后来的复变函数，更不会有量子力学、电气工程的发展；如果《论法的精神》的思想，一直被“虚妄之谈”的模糊标签否定，就不会有现代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石。
中文并非天生缺乏严谨性，而是日常使用中，我们常常忽略对概念的精准界定。就像我们可以为“不切实际”补充时间和逻辑的限定，让它从模糊的评价词，变成有明确标准的分析工具——这正是用语言的严谨性，拓展思维深度的过程。
中文的灵活性赋予了它独特的文化魅力，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“精准定义概念”的重要性。语言是思维的载体，当我们用更严谨的语言去界定“不切实际”这样的概念时，其实是在拓宽我们认知世界的边界——因为只有清晰的语言，才能承载清晰的思想，才能让那些“限定时间内的不切实际”，有机会跨越时空，照进现实。